张居正是清官还是贪官？
曾听不止一个朋友提过这个问题，在笔者看来所谓“清”与“贪”不过是对官品的评价，除非清廉到带动满朝文武起到楷模作用，除非贪婪到侵吞的银子影响国家发展，都不如以“功”与“过”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更妥帖。
就像评价一个皇帝是仁善还是残暴意义不大，倒不如探讨他是个有为之君还是无为庸君。秦始皇嬴政何其残暴？隋炀帝杨广何其无端？但长城与大运河是惠及万世的工程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留下痕迹，总好过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却没有实绩的庸君。
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，至今已离世四百年有余。在这四个世纪里，世人从未间断过对他的评价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，所以世人对张居正的评价各不相同。不过，不论如何，非褒既贬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，毕竟历史人物不是个性不鲜明的“单面人”，怎能以简单的单向评价分析古人的复杂人格？
当年，万历皇帝在自己的老师驾鹤归西后，亲自拟下手谕，剥夺了张居正生前的一切荣耀和地位，将他的罪状公诸于众。当抄家的公差来到张府，将这里翻了个底朝天后，满朝文武都看清了当前的政治风向：万岁爷要狠整老张！明朝的官僚制度，注定使官场遍布墙头草。万历所引发的这场清算的旋风，使所有人都改变了立场。
那些早年与张居正亲近的人纷纷对其敬而远之，巴不得这辈子从未认识过姓张的；中立的人明哲保身，一问三不知；习惯于投机倒把的人趁机火上浇油，向皇帝大表忠心；与张居正素有间隙的官员则伺机报复，巴不得将其挫骨扬灰。
短短几天之内，原本处于政坛巅峰的首辅大人张居正，竟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每天有数之不尽的粪盆扣在他的头上。好在张居正早已魂归故里，否则当他听说自己变成了专权乱政、贪赃枉法、欺君罔上的罪臣时，被气得活过来也未可知。
这些罪状，算是张居正过世以后时人对他的评价，那么，这些评价真的中肯，真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吗？
显然并非如此。
时人的意识里哪有“客观”这个概念？他们只是凭借主观思想，满足某种政治需要罢了。张居正是不是罪臣，其实和他们毫无关联。在这墙倒众人推的大局势下，若不伸手出力，岂不显得不忠于明室？
所幸，当时还有良知尚在的寥寥数人，他们身居高位不惧怕其他政敌的排挤打压，所以这些人敢于在人人抨击张居正的社会背景下，顶着莫大的压力为这位旧交说上几句良心话。即便，这些话在时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，甚至会为他们招致杀身之祸，但这几位真正的君子仍敢于坦言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例如当时的左都御史赵锦，就是个刚正不阿的家伙。根据《春明梦余录》的记载，赵锦非但不是张居正的知交好友，还是他的政敌。早年张居正得势，两人因为政见不合所以素有间隙，后来在张居正的暗箱操作下赵锦不得不提前退休回家养老。由于张居正垮台，赵锦才得以被朝廷启用，重回官场担任检察机构的执行官。
那些弹劾张居正的奏章，经万历批示后均会被送到赵锦处，由他来进行查证和审核。面对堆积成小山的指控，赵锦一宗宗一件件仔细查办，一丝不苟。在整理完所有指控后，赵锦发现里面有绝大多数指控都是不成立的，显然是一些投机倒把分子浑水摸鱼之作。所以，赵锦当即汇报万历，规劝皇帝一定要遏止这种不正之风，肃清朝纲。
除此之外，赵锦还向万历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政敌的看法：他是个真正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大臣。赵锦的做法一经传扬，文武百官大多对他颇有微词。对此，赵锦的解释是这样的：作为个人而言，张居正与我有深仇大恨。但在国家大事面前，怎能站在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呢？
潘季驯时任刑部尚书，说起来张居正正是他的贵人。早年潘季驯在治理黄河水患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，张居正赏识他的才华为其引荐入京，所以潘季驯才走上了一条广阔的仕途。在张居正死后，绝大多数与张居正亲近的人，正考虑着该如何与张居正甩脱关系，唯恐有人说自己是张居正的老朋友。
然而，潘季驯却在张府被查抄，张氏子弟身陷囹圄，张居正的老娘垂暮待死时站了出来，向万历请示宽缓对张居正的处理。继潘季驯之后，礼部尚书杨威也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：即便张居正罪恶滔天，他的罪行也不该祸及家人。两位举足轻重的尚书联合上书，这股官场清流的分量相当重，尤其是在那个歪风邪气弥漫朝野的特殊时期。
其实，当时敢替张居正说话的人不止这几位，但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如上述三人高，竟因说了几句公道话而招致灾祸，着实令人唏嘘。万历帝就像是被养父责打了十几年的小孩，养父故去后他表现出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在灵位前痛斥其非。所以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的清算事件中，鲜有大臣敢顶风为其正名。
一年以后，认为事态平复的中立主义者，终于肯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“以法治驭天下，朝令昔行”、“尊主权，强国政”、“太仓粟可支七年，银可支二年”一时间，表彰张居正功绩的奏章重新引领了政治风尚，忠义之士终于不再畏首畏尾。
不过，谁都没想到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恨意已经深入骨髓。短暂的报复没能让万历皇帝解恨，他想要让张居正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因此，当这些中立人士发表中肯的观点时，万历皇帝露出一副冷淡的表情，开始弹压这些替张居正说话的人。
最终的结果，自然是固执己见的万历皇帝用实际行动将自己推向了舆论的对立面。“川不可防，言不可弭，下塞上聋，邦其倾矣”这一时期的万历皇帝，已经彻底沦为时人思想意识里的昏聩之君。
距离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已过了四百年，但关于张居正的热议却没停止过。万历皇帝越是歇斯底里，越是铁腕弹压，反而增加了张居正的“身后名”。
中国的史学爱好者，往往会将历史人物的某些做法归结于“掩饰就是事实”。所以，万历皇帝的“倒张行动”越是夸张，越显得他理亏。到了现在，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张居正是一个在死后遭到清算报复的“治世名相”，其地位足以与诸葛亮、魏征等千古名臣比肩。
在隆庆与万历两朝，明朝明显已走向了下坡路，张居正横空出世力挽狂澜，以一个人的力量拨乱反正开创新秩序，为大明王朝强行续命五十年。甚至，笔者还见过“明只一帝，太祖高皇帝也，明只一相，张居正是也”的说法，仿佛除了张居正之外，大明再没有拿得出手的忠臣良相，偌大的朱明帝国唯有张居正鹤立鸡群。
显然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世人对张居正的评价已经变了味道，甚至有“捧杀”之嫌。
“江陵盖以相而兼将，.藏数十万甲兵于胸中，而指挥于数千里之外，进退疾徐，洞若观火，故能奠安中夏，垂及十年。”看到这段描述，你是否想到了三国时代的周瑜、郭嘉之流？谁能想到，这是清人对张居正生平进行的总结归纳！这种离谱的评语，和先前那些将张居正推到茅坑里的诋毁之词一样，根本不具备客观性。
诚然，张居正是一位伯乐，他能看出戚继光和李成梁的才华，将他们调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——边疆。但是，在整个过程中，张居正只是起到了伯乐的作用，仅此而已。那些光辉的对外战争史，是戚继光、李成梁书写的。没有任何史料表明，张居正在对外战争期间曾坐镇后方下达过某种指令。
张居正的确是个人才，但他的“专业”在于内政，绝非战场上的谋略，若说他像张良一样有运筹帷幄千里之外的本事，笔者是决计不会相信的。对于某些历史人物，过分地褒扬亦是不正确的，这不就是在走万历皇帝一样的偏激路线吗？赵翼曾说过一句经典的名言：“闲翻青史几悲凉，功罪千秋少尺量”。
功与过是相对的，所以站在不同立场的后人均很难以客观角度评判历史人物。虽然，身为“过来人”的我们手边有充足的资料和丰富的历史经验，但却不代表我们可以以偏见对古代人物进行盖棺论定。为什么赵翼在青史中读出了几分“悲凉”的意味呢？我想他不是在为那些活在过去的人悲凉，而是在为那些满含偏见的史观悲凉。
